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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复堂手札中的清末“朋友圈”(2)(组图)

2017-11-19 13:28
复堂手札中学者戴望讨论戴震在清代学术地位的信件。

复堂手札中学者戴望讨论戴震在清代学术地位的信件。

复堂好友袁昶。

复堂好友袁昶。

(上接B12版)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经学、儒学有兴趣的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

钱基博读手札受教子启发

《题记》中钱基博发表了自己读“手札”所受到的启发。这些文字是陆陆续续写成,的确如基博先生所评断,像陶模给陈豪的信中(“手札”中有一小部分不是寄给谭献的信,下册有一封是杨度写给袁世凯的信)讲甘肃等关外之地官场腐败,极生动。张荫桓下笔千言,一气贯之,极像他做事说话、不管不顾的为人。

钱基博先生极力赞美袁昶:

袁昶、梁鼎芬词笔雅令,行草英逸,翰札之美,弁冕群英,以视钱振常碌碌丽词,跬步傾踬,何啻跛鼈之与麒麟。

其实不用细读袁昶的长笺,只要翻到袁昶那页一股英隽秀雅之气自然扑面而来。他是能与谭献说私房话的,谭献长子夭折,妻子多病,袁昶在信中在问候嫂夫人之后说,嫂夫人“年力虽富,楹书宜嗣,小星之举,即能办否?不敢声明,甚以为念”。现在看到这些话头有些腐朽,可是那是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期怎么能不关心老朋友这个“重大问题”呢?基博先生以“跛鼈之与麒麟”喻钱袁,其实袁昶在“手札”中以跛鼈自喻所谓“仆行同跛鼈,予以鞭策之词;心类聋虫,发其怵攸之感”。袁昶也很关心子弟的教育,多次问及其儿辈(包括谭紫镏)的情况。基博先生从中受到启发,联想到自己孩子的教育:

余尝患儿子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诋痴儿不解事。今读袁昶书,曰子弟能有呆气方能读书。今儿辈皆有软熟甜俗之韵,奈何!辄欲以此为诸儿解嘲,何如?

读至此直欲喷饭,老辈是非,晚生小子本不当置评。可凡是读过钱基博先生著作的(比如《现代中国文学史》),感到基博先生倒有些袁昶所说的“呆气”。他对儿辈“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认为是不能适应时代,长此以往,无法立足社会;可是老先生一矫正,他又觉得儿辈又生出“软熟甜俗之韵”,矫枉过正,基博先生只能徒唤“奈何”!

基博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为人天真,1952年思想检查中宣布“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被批评为“顽固”,这回轮到儿子替老爸操心了。钱钟书1957年早春南下武汉看望患病的基博先生,在旅途中写下《赴鄂道中》诗五首,其中写道:“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对应当时的形势,按流行的说法也是为老爸“操碎了心”。

谭复堂的学术贡献被低估

读“手札”不仅了解了谭献生活圈子与学术圈子,也能约略感受到其学术思想演变与其交友的关系。谭献在学术最大贡献还是词学,包括理论与创作。钱基博先生仅仅把他看作风流倜傥的名士,似乎对谭献学术贡献有些估计不足。清代以来,词的创作与诗歌类似,虽然不能上承唐宋,但都大大超越了元明。

清初词的创作以地域作分别,大体上有三派:一是浙西(主要指嘉兴、湖州、杭州等),代表人物是朱彝尊(嘉兴人),李良年等;二是阳羡(常州代称),代表作家是陈维崧、顾贞观等;三是云间(松江古称,即进上海一带)代表作家是陈子龙、李雯等。云间派长于小令,学“花间”北宋,但这种词风到了纳兰性德之后,便少有知名作者出现。阳羡派为世所称,主要靠陈维崧这样的天才作者,陈词直抒胸臆,学苏轼与辛弃疾,不流于“叫嚣”,但阳羡派缺少有影响力的理论和便于取法的选本。陈维崧编了一本词选,还是《浙西六家词》(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于为浙派张目。陈维崧词读来颇快人心,如果想学他则令人望而却步。清初之后,云间、阳羡两派逐渐沉寂,词坛唯有浙派支撑。

浙派词从清初到清中叶活跃了一百多年,作为浙西人的谭献学词、填词最初也是浙派的路子,我们从“手札”中看与他往来词人中也有浙派人物如周星誉、周星诒兄弟以及张鸣珂等。朱彝尊之后,虽有《明词综》(王昶)《国朝词综》(王昶)《国朝词综二集》(王昶)《国朝词综续编》(黄燮清)《国朝词综补》(丁绍仪)等流派选本出现,但清中叶以后浙派词的创作却日益衰落,空疏与浮泛的作品充斥。此时常州派复兴,先是张惠言、张琦、董士锡、周济等人写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他们的历史作用主要还在倡导理论(推尊词体,重寄托,反对把词视为“小道”等),提供范本;在创作方面为当时推崇的还有庄棫和谭献,二人齐名。

徐珂在《复堂词话》跋语中说:“同光间,吾师仲修谭先生,以词名于世,与丹徒庄中白先生棫齐名,称谭庄。”谭庄二人的交情也很深厚,在“手札”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时时走上几百里路互访,庄棫信中说:“迩时或便道至扬州,由淮壖进发,弟也可抱手作数日谈;或弟至金陵也无不可也。”可见两人互相倾诉愿望有多强烈。庄棫给谭献的书信有十二封,长信多,还有一些庄棫新的小诗,也有新填的词,诗往往草草地录在长信的末尾,或者边边角角的地方,而词则往往工笔郑重恭录在信外的彩笺上。可见作为阳羡派传人的庄棫对谭献的期待。

“手札”是座历史宝库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爱好书法的可以一见清代士人不是为了应付科举只会写“方大圆光”台阁体的字,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于经学、儒学有兴趣的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从往来的书信中可以感觉到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常州发起端)、流传、繁荣是与西学东渐有关的。西学之来不是冲垮了儒学,而是启发了儒学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再度兴起。

关心世情民风的读者从中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前面说到的“纳赀”就是“买官”,但这与读者熟悉的买官不是一回事,那是当时文士的一条出路。读书做官是古代通例,有些读书人有了一定的功名,如进了学,成了秀才,或再高一些成为贡生,甚至中举,有了这些功名一般还当不上官,如果再中了进士才能名正言顺地做官。但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三年一科,每科中进士者一二百人,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人。全国的读书人按照这个比例来看,每年出仕者一个省只有几个人。许多读书者一辈子一事无成。

另外晚清国家多事,战乱频仍,打仗需要钱,而清代年收入不过三四千万两银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果包括“南京条约”赔款就花了二千多万两,清代祖制又是“永不加赋”,这钱到哪里去找?无非是开源节流,而开源中就有一条是“纳赀”为官(名声好听,不是卖,而是对于为朝廷做贡献者的回报),朝廷划出一些官职可以卖给一些特定的人。这遂成为一些读书人的出路。谭献是纳赀为官的,名臣张荫桓也是,龚自珍也因为书法不好,久考不中,纳赀为内阁中书(后来又中进士了)。晚清的士人做官又多了两条路,即纳赀与“从军”。社会对于纳赀者并不歧视。“手札”中第一封信就是当时任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同治十三年久考不中的谭献已经四十三岁,决意纳赀为官,可是钱不够,作为顶头长官的杨昌濬(湖南人,功名仅至秀才,追随曾国藩等从军立功而为高官的)从旁听说谭献经济困难便送来二百两银子和这封信。信中称他为“仲修仁弟大人足下”告诉他官场拥堵,人情险恶,不能凭性情做官行事,临行以“智圆行方,胆大心小”八字为赠。他的老师杭州知府薛时雨是安徽人,谭献也是到安徽做县官,也在信中告诉他,安徽远不及杭州繁华,特别是经战乱之后,日常很枯寂,了无生趣,但东西便宜,要他安于寂寞,认真做事,不要在“出处”(出仕与退隐)再兜圈子了。盼望他把这一任官好好当完。我们从这些书信劝诫与勉励中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纳赀为官已经成为士人出仕的正当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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