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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民工荒”,“荒”的是什么?

2017-11-18 01:37

“民工荒”,“荒”的是什么?

又见“民工荒”,且一年比一年加剧,这已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当下,对工人的激烈争夺,正发生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是为中国经济作出最大贡献的两个群体之一,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农民工。然而,在企业与社会的双重权利漠视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基本处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既没有可供衣锦而归的高额工资,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保障,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同时,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已经在新的人生观指引下,呈现出了比父辈们更为多元的选择。

于是,社会各界在当下真正开始反思,“民工荒”出现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同样在这个社会里艰难谋生的大学生群体,又与农民工群体有着怎样的共性?公民权利、社会体制亟待怎样的改善和变革?

也许厘清了这些问题之后,对于“民工荒”到底“荒”的是什么,我们就会有更加理性且直达本质的认识。

主持:

观察记者 徐友龙

嘉宾: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建华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 宇

浙江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 沈 军

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俞 强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范晓光

日益加剧的“民工荒”

是件好事?

主持人:今年农历初八、初九的时候,媒体传出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当时,很多人还在想,“民工荒”又不是第一次出现,也许正月过后,农民工就又会到缺人的城市和工业区来。但是今年不一样,正月已过,这个时候“民工荒”现象仍然严重。针对这个情况,大家来谈一下今年的“民工荒”跟过去有什么区别,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杨建华:今年的“民工荒”现象确实有些超出了大家的预料。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各界担心,那么多的民工要失业了,会不会形成社会问题,结果是民工大都很无奈地离开了城市,回到自己的故乡。等金融危机一段时间之后,去年年底或者是今年年初,出现的就不是民工就业难的问题了,而是企业招工难的问题。这些变化很多人没想到。同时,“民工荒”这几年每年都出现,但是一年比一年加剧。

沈 军:确实,今年“招工难”、“民工荒”情况特别严重,特别是在加工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多企业甚至都跑到火车站直接去“截”人了,往年的时候还对技术或者经验等方面有一定要求,今年有很多企业是先把工人招来,花钱给他们培训。而农民工则举棋不定,他们还要到其他地方看看,比较一下哪个地方工资高、福利好、发展前景更好。

比如我刚去过浙江建德的梅城,那里的一个工业区,都是以服装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今年年一过,当地企业的老板就马上去摆摊招工了。在梅城镇中心,整条街都被招工方坐满了,但是来招工的老板反而比来打工的人多。以前那些实力较弱的企业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比如说劳动待遇低的,住房条件或者是食宿条件差的企业,眼下就招不到工人了。只有那些效益好且稳定的企业才能招到人。

范晓光:据我所知,目前服装加工型企业的普遍行情是,如果招没有特别技术要求的工人,工资两千元起包吃包住。这是基本标准,如果低于这个标准,根本就招不到工人。现在的招工待遇具体好在哪里,比如今年杭州有一家企业,员工的子女考上了大学奖励500-1000元,直系亲属去世发500元安慰金等等,有八九项权利。这家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多种福利虽然是以前就有的,但是今年作为招工优惠政策更加突出了。

王 宇:2009年8月以来,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

所以,今年“民工荒”的特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两个区域。实际上珠三角的“民工荒”早于长三角,由于珠三角很多民工近年来转移到了长三角,因为总体上长三角环境相对要好一点。其实“民工荒”说到底是一个区域性的现象,且主要在沿海发展地区。因为在特别大型的企业,以及一类城市,像北京、上海就不会出现普遍的民工荒现象,因为那里需要更多的高级人才,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力。

俞 强:“民工荒”前几年也有,但是从80年代非理性的民工潮的无序流动到现在导致的“民工荒”,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件好事,是人口流动日趋理性。以前人口流动是区域性的,民工追逐的是利,哪个地方工资高,给的待遇好就往哪里流动,珠三角地区的条件比较好,就流到那边,后来又流到长三角地区。

但是现在这两个区域的环境都不能让农民工满意,他们就开始考虑一些理性的问题,不仅仅追求工资多少,还要追求背后更多的权益问题,比如子女受教育权或者是生存保障权等。要求得更多了,思考的问题更加理性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沈 军:我补充一下,导致区域性失衡,近年来还有一个原因是劳动合同法实行得最严格的是沿海地区,当时有一批韩国老板从内地撤走了,就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国家对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提高也向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个是沿海的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了,这两年房价飞涨,工业土地大都用来建商品房,很少用来盖工厂。并且由于金融危机打击了一大批企业,当时很多企业都倒了,之后可能再融资,可老的一批民工已经全部走了,可能很多流动到中西部地区去了。因为现在到西部开发企业,成本较低,比如黄岩地区有个加工橘子罐头的企业就全部转移到重庆去了,而企业内很多工人原本就是重庆等地区的,如今在老家的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他们自然更愿意留在当地了。

俞 强:这也是一个产业化的发展,大部分民工本来是从四川、安徽、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出来,到沿海地区打工。现在他们发现以前打工的企业就在家门口,所以不需要出去了,大部分民工就选择留在了当地。当初在“民工荒”出现之时,网上还谣传,河南、安徽这些政府禁止民工出来打工,当地政府很快就出来辟谣了。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思想,农民工也是如此,因为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如果没有办法真正融入,那就会选择叶落归根,回老家去。估计以后春运也会得到缓解。其实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王 宇: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阵痛,是必须要经历的,因为长江沿海地区地价很高,以后很难再建许多加工型工厂,而应该多发展搞技术密集型企业。比如杭州西湖区大都是软件开发、新能源等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这就是一种倒逼。

主持人:刚才大家的发言中,不少提到了“民工荒”现象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促进东西部之间产业的更合理分工上,有积极的倒逼作用。事实上,我们在基层调研中也看到,大量产业人口的候鸟式流动,随之也带来比较严重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甚至留守妇女的相关社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民工荒”促进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中西部劳动力充沛的地区转移,对缓减相应的社会问题也是有益的。

“农民荒”的根本原因是

他们社会权利的匮乏

主持人:在经历了过去的民工潮后,近些年来中国来了个大逆转,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民工荒”,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 宇:有一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领导的一个课题组,不久前完成了一个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证明了2004 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 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 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 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 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 年开始绝对减少。与此同时,企业的用工需求却在持续增长。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 个城市2600 多家企业一项调查显示,2004 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 年增加13% ,而劳动力仅增加5%。

范晓光:所以我觉得“民工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劳动力供求的失衡。适龄的劳动力总量是存在的,现在用工单位需要多少人,结果实际来的人没那么多,那么这些人去了哪里?事实上,这些人有的是留在了自己家乡,创业或者是再就业。或者是由于沿海的企业成本提高了以后,很多企业撤回去了,有些产业转移了,从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发生了改变。这样一种劳动力供求的区域性失衡,也是导致“民工荒”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建华:“民工荒”出现的原因,现在普遍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薪酬太低,再加上这几年政府对农民很多政策上的支持,导致了很多人不想再留在城里。但事实上现在即便是加薪,效果也不明显。很多人设想,“民工荒”也许能够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但是,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有更多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或其他行业的现代职业群体,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一个时期内也不可能完全用高新技术来取代人工的劳动,而且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一个社会热点、急点问题,还需要花大力气来促进、保障农民工的安全就业,如果真的大量减少农民工,也超出了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阶段。所以我认为,薪酬原因也好,倒逼机制也好,仅仅是触及某一方面或者是表面的关于“民工荒”和用工难的问题。

主持人:确实,在短期内,或者在同一个地区,薪酬待遇是有一定决定性。不过从宏观来看,如果仅仅是薪酬临时加一下,肯定是没有拉力的。如果这个地方待遇又好,生活环境又好,农民工自然会被吸引过来。同时,新一代民工族的自我意识也在提高。他们己经不再像父辈那样拼命打工赚钱,更多的是想能够在40岁前有一定的积蓄和发展。原因很简单,这些民工早就意识到,40 岁以后,企业将不需要这样的员工。所以他们在40 岁前需要迅速积累一笔财富,然后回家创业。所以尽管有些企业提高了福利和待遇,但因为是临时采取的措施,仍然出现招工不足。

杨建华:于是,我们要分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工荒”的背后,是农民工社会权利保障的相对匮乏,或者说是社会权利的相对贫困。

现在浙江省有2000万的流动人口,其中1800万是农民工,他们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在努力实现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生活质量的梦想。他们个人的努力过程也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但是他们的社会权利保障非常匮乏或者是相对贫困。

具体是哪些权利的匮乏呢?首先就是安全就业权,就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比如说现在出现“民工荒”,或是一些企业目前有订单,就用高薪把农民工聘请过来,加几百元工资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但是可能“民工荒”一过去,或者国外的订单少了之后,企业马上就减员裁人。所以,农民工经常性地就业和失业,不像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那样,比较固定。

第二个是薪酬谈判权,薪酬由老板说了算。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普遍是一两千元,这点微薄的工资包括了他们每个月的住宿费等众多日常开销。他们还很怕生病,因为难以支付高额的医药费,如果家里还有正在上学的子女,这点薪酬根本不够用,更不要说是体面或者是很好的生活,就是基本生活都受到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是休息权。8小时工作制是建国以来政府努力的方向,然而事实上现在大部分农民工一个星期至少要工作6天,每天起码工作10小时以上。因此,8小时工作制在农民工身上没有能够实现。

第四个是社会保障权,现在一些农民工有了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但五金就很少了,如住房公积金等几乎都没有。

第五个是受教育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个大问题,并且很难解决,这与我们社会的二元结构有关。包括其他一些社会公共服务的享受权,农民工都是没有的。

第六,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向上流动的机会。我们浙江也是这样的情况,2005年中国社科院来调研的时候也提出,浙江中层阶级相对于其他省份的发展比较快,但事实上我们社会还是存在问题的,就是向上流动的权利很少。

让农民工成为人才

并得到人才的待遇

主持人: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民工荒”则警示我们:要想在知识经济的挑战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转移经济发展战略,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杨建华:而且对现在的农民工来讲在城市里不仅是赚钱,还想要有更好的生活,要成为城市里真正的一分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所以企业要反思,就是如何与员工形成共同体的问题。地方政府也要反思,从可持续发展上,从现代转型升级这个角度来考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把农民工的问题解决好。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构建完善的农民工社会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价值体系和道义,也能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内需的拉动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让更多人成为中等收入人群。

我有三个建议:在宏观上要构建农民工的社会权利保障体系,这个宏观是国家层面上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要享受到公民所应有的权利。在中观上应该包括社会、企业、社区要形成完整的、健全的构建农民工社会权利的支持网络。在微观上要加强健全对每个农民工个体的援助、救助、帮助机制,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保障机制,包括针对农民工的培训等。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努力,既能够推动农民工社会权利的保障体系建设,也能增强农民工对企业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从根本上消除年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为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所以,应当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人才,并得到人才的待遇。

范晓光:作为一个公民来说,农民工也应有基本的公民权,包括经济权、社会权和政治权。其实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社会权,就是公民要有生存权、发展权。他们需要有工作,以及工作场所的安全保护措施、住宿条件、饮食安全等,这些也是西方说的公民权,公民权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都应享有的权利,不能因为文化程度低和能力欠缺,享受的权利就打了折扣。

王 宇:要建立一个社保体系,不要把公民权利属地化,这个提法是很好的。但是每个属地接纳外来人口是有一个容量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提供资源给外来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我认为确实是不能很好解决的难题。国家政府层面,为了建设和谐社会,要求流入地向农民工开放教育资源。但是,在有些基层政府,不管上面怎么倡导,就是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这是现有教育资源的限制。每个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社会承载是有限的,不能够也不可能把这些外来子女的教育问题都解决好。

范晓光:这个是对的。当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小城市是可以努力的。比如说卫星城市,像富阳等。有些城镇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在吸纳的时候通过一些政策,重新布局。以后在产业格局上,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应该向卫星城市迁移,这是个趋势。市场会有自我调节的作用,农民工也有选择的权利,不是除了进城打工就没有其他道路了,他也可以回到家乡去。

王 宇:这个选择没有什么对不对,如果本地各方面做得好,有产业就可以回去了,如果外地中小城市有优惠的条件也可以过去。这是双向选择的问题,也是个博弈,不要片面地要求一方,你一定要到我这里来,或者是你一定要回去。

俞 强:而大城市要重新让农民工回来就有个吸引力的问题,比如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公民社会权益等等方面要做好,民工自然会吸引过来。多地政府要实现一个对接关系,企业也是如此,不管是浙江本地还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都要留住农民工,也要把农民工培养成人才。例如可以校企联合,培养专业人才。让民工通过学习成为具备专业技术的技工,这样不仅可有效解决“民工荒”问题,对广大民工也是很好的促进和提高。

沈 军:其实现在许多大城市为了吸引农民工中的技术型人才,都纷纷出台了许多入户优惠政策。广东在吸纳和稳定技能人才中,主要针对农民工的主体是一线的产业工人,以技能人才为主,同时也是为了鼓励农民工积极参加培训,提升技能,有效解决广东技工短缺问题。比如适当放宽入户条件,改革现行指标控制的审批制度,实行准入制度。这既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则,也有利于保证优秀农民工入户公平、公正。

主持人:将民工们培养成更有技能的技术型人才,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大好事。我们在民营企业正泰集团的调研中发现,2010年,在这家浙江知名的技术型企业,“民工荒”基本上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冲突。他们共有21000名企业职工,下属7家子公司中,工人到岗率高的是98%,低的也在95%以上。

正泰下属一家2000多人的子公司,今年少了16个原本该来的职工,都是一线的工人。具体原因,有几个工人是在正泰待了多年,现在有积蓄了,就回老家盖新房子,准备新的就业出路;有几个女工是嫁人了,暂时不出来打工;还有一个是因为长辈病重,需要服侍;只有一个对原来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我想,正泰集团招工不难的情况,既给企业转型升级后保证人才充裕提供了经验,也给民工提高自身技能,成为受欢迎的技术工人提供了经验。

大学生的境遇比农民工更惨?

主持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学生由最初一毕业按计划经济管理就属于干部的天子骄子,变成了“就业难”的弱势群体。每年几百万大学生进入城市,而且一般都选择大城市。但是他们没有像现在的民工一样热俏,反而工作非常难找,而且高得离谱的房价以及生活成本,使得他们只能通过降低生活水准的方式来维持都市的生存拼搏之旅。很多大学生经常自比民工或者比民工还不如,确实,这一群体在当下的生存状态竟与农民工群体有着一些无奈的共性。

范晓光:大学生群体现在确实也挺尴尬,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农民工,就是不在户籍所在地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但是他们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是大学以上的,一般是中专、初中或高中,而大学生好像不应该属于这个群体。但现在这个同样数量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在生存性、发展性上也是相对比较脆弱的一个群体。

沈 军: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现在像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里,掌握一些技术的民工比大学生值钱。现在许多大学生上岗一千元左右的工资,很多三金也享受不到。比如杭州某单位,现在公开叫嚣只招研究生,本科生不要,研究生按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只交基本的三金,住房、伙食补贴都没有。现在许多民工还有包吃住,两千元工资,大学生却没有。这个现象是畸形的,慢慢也要回归理性。自认为是人才的大学生们也要反思,自己走的方向对不对。因为目前其实缺的是技术型人才,不管是工厂也好、企业也好,真正有能力有技术的人还是很缺。所以现在中专、技校特别热,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很快就都被抢光了。

范晓光:这也折射出我们的教育问题,为什么大学生现在可能比农民工还要惨?社会学提出过教育有一种分类,叫生存性教育和地位性教育,职业教育学院就是生存性教育,但大学教育现在到底是属于生存性教育还是地位性教育?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理解的地位性教育去培养大学生,就不得不让社会反思,为什么这样的大学生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王 宇:我们经常讲二元结构,主要是指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还有一个二元结构,就是“干部”和“工人”的二元结构,这是计划经济的残留,现在仍然存在。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干部”和“工人”的划分是一个“化石”,“活体”已经死了,但是“化石”对当代社会仍然有影响。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受过中专以上的教育就可以进入干部群体,所以原来的概念是大学毕业就相当于干部,但是现在全部打破了。

主持人:不是打破,是社会进步了,因为大学生多了以后,不再是地位性教育,而应该是生存性教育了。但是现在的教育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大学生的教育模式导致他们在求职中很难有自己的优势,甚至不如有一技之长的民工,他们需要再通过职业培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家现在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但在体制上却是完全隔离的,在现在大学生的薪酬水平比农民工还低的情况下,这种划分还有多少意义,这个需要思考。大学生可能现在很多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相信三五年以后,他们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认为这仍然是好事,从国家方面,发现了这个问题后,要有一个农民工权利保障体系,也应该对新的就业人口,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的建设投入更多,大学生群体也应该被重视。

俞 强:大学生本身对自己也要回归理性,不要再把自己当做干部来对待,有的大学生没能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单位,也可以尝试创业。比如举南存辉、邱继宝为例子,那个时候他们所具备的资源远远不如现在的大学生,但他们把握机会成为了企业家。现在确实是机会少了,这是社会的问题,社会要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是他们自身定位也是有错误的,很多大学生自我定位是干部,所以他们一直往干部的方向上去努力。

王 宇:大学生要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如果要使教育成为自己身份的代表的话,就再继续深造,确实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有更深厚的专业知识,要么再通过培训得到一个技术工人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清晰自己的定位。这同样是“民工荒”现象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启示,也是一个好事情,并且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来讲要去促进流动,对个人来讲要有清晰定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本科毕业不再是地位性教育,而是生存性教育。

绝不能出现“第三代农民工”

主持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新作《第二次改革》中讲了中国要打造消费大国,从生产型大国往消费型大国转变。温家宝总理这次的工作报告里面也讲到,我们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此外是周瑞金,他讲中国前30年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当前和未来的40年,是社会体制改革要跟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到2025年左右,要用15年的时间,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许多建议,如解除城乡二元结构,都是社会体制改革。接下去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连在一起,特别是在社会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强调要重视社会流动,政府要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多,要消除一些歧视性、障碍性、压制性的因素。

杨建华: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权利很少,为什么过去叫农民工,现在叫二代农民工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也有一些考上大学,但还是很少,好像这辈子注定就是农民工,无力改变自己的身份状态,所以这些方面都体现出社会权利的缺乏,而这种权利的缺乏最终成为导致“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但是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中国不能再出现一个所谓“第三代农民工”的名词与称呼,否则,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我们曾做了一个针对53个浙江农民工的访谈,其中大部分是就业、失业,再就业、再失业,一直持续这么一个状态。其中有两个农民工提升为生产车间主任、工段长,但这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回复到普通农民工。这些情况导致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始终是外乡人,不能与企业成为共同体。

企业的共同体有三个方面,资金、技术和人才,这里的人才是指稳定的员工队伍,是能够跟企业同舟共济的。但是实际上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把农民工当做是自己的一个共同体去争取,于是订单来了之后会出钱招工人,没有订单就随意炒工人。因此,农民工最终也不会为企业发展考虑,这是根本原因。

俞 强:“民工荒”的问题前面讲到是民工自己理性了,是自由选择的问题,这个自由选择有一定的道理。但情况是两方面的,一个社会还要促进各个群体,农民工也好,大学生也好,能有通道向上流动,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那些没有身份地位的人能通过努力慢慢流向上层。

沈 军:如果按照西方的划分,白领在蓝领上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蓝领再往上看不到真正的白领,看到的都是很穷的白领,社会是金字塔型的,但是上面的高层人数实在是太少了。很多农民工其实已经找不到一个向上的通道,这是一个现象。原因当然有很多也很复杂,譬如说这些农民工根本就没有受过职业教育,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内容来考虑。其实9年义务教育之后,就应该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而且越是西部职业教育越是薄弱。

王 宇:为什么社会流动不行,越来越糟糕,我再讲一个例子。现在杭州招公务员,80%的岗位要求全日制本科学历,这说明你这一生就是高三参加高考那一次机会,当时没考上本科,今后的人生之路就很难走了。浙江实行了一个全省的专升本统考,那些通过这个考试的大专生,在5年后他们的第一学历就是本科。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毕业后通过各种方式即使读到博士,第一学历仍然不能改变。这种限制不是社会功能分化的结果,是人为的。

范晓光: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人分三六九等,大学本科还要分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的。农民工社会权利中一个最大的权利是社会流动的权利,比如说他们看到了事业单位、公务员有这样那样的待遇,他们也尝试着努力一把,但是就算再努力还是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才会出现他们对自己的岗位的迷茫,还好我们国家对创业是没有限制的,甚至于是鼓励的,所以很多人最后是选择自主创业。

王 宇:我认为,社会要引导大学生先去做好一个螺丝钉,做好一只小蚂蚁。但是社会又要安排一个制度,让这些人做了若干年的螺丝钉以后,能够有机会成为骨干,而不是像农民工一样永远成为螺丝钉,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希望。最后大学生也没办法融入大城市,农民工又怎么能实现融入?

俞 强:其实主要还是要建成流动性的制度,即使像以前的科举制度,事实上也提供了一个下层人向上层人流动的通道。西方人当时觉得这个科举制度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因为欧洲那时候是很黑暗的,贵族就是贵族,农户就是农户,身份不能改变。但是一个人到一个城市,现在他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自由发展空间,如果有这个发展路径,并且能自由发展,他肯定会留下来。

主持人:所以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当他们在城市里很难上升的时候,就会自由选择,留下还是离开。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二次改革、消费大国的打造,这是个很长远的目标,方向是对的,所以需要转型升级和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浙江,现在21.4%的GDP是农民工创造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国经济作出最大贡献的两个群体之一,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农民工。相比较而言,农民工群体是最边缘化的,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恐怕就会产生“第三代农民工”,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同样地,大学生群体的问题也需要特别关注并得到解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改革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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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18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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