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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香港剩饭管理学

2017-11-18 10:18

一块叉烧要降解十年

文/金雯

“剩饭问题”也是城市问题。它无法单纯依靠政府颁布的某条法令,或者由政府主导的某项运动来完全解决。在香港,市民和活跃于社区的NGO靠自己得出了解决之道。

从环保的角度,倒掉一碗饭比扔掉一堆塑料制品的罪恶感要小一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剩饭不出三天会腐烂降解。但是,长期关注香港的食物浪费、垃圾处理的独立记者陈晓蕾说:“如果你吃一盒叉烧饭,十块叉烧只吃了七块。你死了,七年后已经化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三块叉烧,埋在填埋区域十年都不化。”

香港的三个垃圾填埋区即将饱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厨余——剩饭剩菜、瓜皮果壳、超市处理的过期食品。但是,单纯从道义上谴责浪费,作用有限。陈晓蕾在内地看到餐桌上居然有鲍鱼剩下——餐桌浪费背后有面子的问题,也有体制的影响。比如,鲍鱼或许是“三公”消费的一部分。

“剩饭问题”无法单纯依靠政府颁布的某条法令,或者由政府主导的某项运动来解决。陈晓蕾告诉我们,在香港,他们依靠社区市民和活跃于社区的NGO长期不懈地努力。在今年的香港书展上,陈晓蕾讲述了“剩食”以及“剩食”背后的社会、人。

“你们现在吃的,全部都是捡回来的。”第一次听到的人都会吓得停下筷子。

红白萝卜丝拌黄瓜、粉葛炒丝瓜、蒜蓉娃娃菜、菜远莴笋、番茄水瓜煮豆腐、红椒丝炒哈密瓜。米饭有菜饭和紫薯饭,另有木瓜雪梨糖水。在香港,这一餐六菜一汤外加甜品只需20港元。但是,当做这餐饭的社区NGO“食德好”的负责人说,“你们现在吃的,全部都是捡回来的”,听到的人都会惊得停下筷子。菜市场被丢掉的菜叶是垃圾,垃圾怎么能吃?这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但在“食德好”吃20元午餐的人都说捡来的菜既美味又安全。

每周一和周三,“食德好”的四位阿姨就上街捡菜了。时间一长,她们与富善街露天街市的小贩建立了联系,将小贩卖不动的蔬菜、水果收集起来,摘去黄叶、切去表面的伤疤,做成实惠又营养的午餐提供给工会培训的失业者,通常是六菜一汤,还有甜品。

对“食德好”的阿姨来说,用心地做每一道菜,就是给食物应有的尊重,因为即便是差点被扔进垃圾桶的食物,也耗费了土地的肥力、阳光、空气和农夫的汗水。在去年香港书展的讲座现场,陈晓蕾曾邀请“食德好”食物回收计划的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如何将剩余的青菜腌制成酸菜。以此向市民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在韩国,厨余有九成会再利用,被制成肥料,发酵产生的沼气用以发电。在台湾有四分之一的厨余回收,台北市达到四成。除了回收,韩国与台湾都通过征收垃圾费来控制垃圾总量。从7月10日起,广州也开始在试点小区实行垃圾按袋计量收费,居民要为超量的垃圾埋单。对于这一项环保政策,广州市民几乎一边倒地反对。

陈晓蕾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市民既然交了钱,必然会问政府怎么用这些钱。政府既然收了钱,如果管理不到位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垃圾收费之前需要解决的。台湾推广垃圾收费是在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期间才实现的,在实际贯彻中,并不仅仅是环保局的事情,所有政府部门都在配合,是一个系统在运作。比如,凡是回收资源的产业,都可以从“资源回收管理基金会”(资金来自垃圾回收产生的经济效益)拿到回馈金,这就变成了经济政策的事情。

香港目前正在酝酿实行垃圾收费,但是,有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充分的讨论。陈晓蕾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香港市民是支持垃圾收费的。

在香港,剩食捐赠者承诺捐出食物的安全性,但是,遵循《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精神,如果有人食用之后出现问题,不可以诉诸法律。

“环保是一个很生活的题材,需要用生活的方法来处理,而不只是颁布某条法令。处理厨余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关键是让市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处理。” 陈晓蕾说。所以,每次被问及一个城市该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厨余时,她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在香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NGO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没有一个通行的、统一的办法,也没有政府强制主导的行为。事实上,“剩饭”问题上,政府还得向经验更为丰富的NGO请教,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深入社区解决问题。

曾经在日本研究过有效微生物的刘家强成立了“微生物技术小组”,培育出香港本土的Bokashi(本来是日语“发酵”的意思),用于分解厨余。本土Bokashi的价格相对低廉,厨余发酵后可以用作肥料,而且使用本土Bokashi,发酵过程中不会有异味,特别适合屋顶种菜的家庭。

乐饷社(Feeding Hong Kong)主要接受食物生产业界捐赠的食物,再转送给十多个慈善团。香港的很多食品经销商为了减少库存费用,会将卖不好的食品整批丢掉。比如,面太脆,影响了口感,就会被丢掉,乐饷社与很多商会都建立了联系,通过商会就找到进口商,将这些面要过来,由慈善团体送到弱势人群手中。

惜食堂(Food Angel)主要回收酒店的厨余,他们有自己的食品安全专家,确保食用后的安全。陈晓蕾说,其实由酒店捐出来的食物并不是客人吃剩的,而是厨房多准备的。比如,酒店一天做12个派,正常的消费量大概是10个,剩下的2个预备着应付特殊情况,这最后2个派通常被当作厨余扔掉。

捐助者由于担心捐出食品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一般都会找律师写一份合约:承诺捐出的食物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有人食用之后出现问题,不可以诉诸法律。这是遵循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精神,该法原意是为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对弱势人群施以帮助。

爱惜食物不只是节俭的副产品,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剩食问题上,内地的超市与香港或有不同,情况也复杂得多。这是陈晓蕾一直强调的。内地的食品加工业和养殖业帮助消化了部分剩食。根据陈晓蕾的观察,内地超市或许没有那么大规模扔掉过期食品的情况,内地最明显的浪费应该是餐桌上的食物浪费。

无论身处哪个社会环境,个体都可以选择不浪费或者少浪费的方式生活。在《剩食》中,陈晓蕾用一碗鱼骨熬制的鱼汤讲了什么是好生活。蒸鱼不放酱油,吃的时候蘸酱油便可。吃剩下的骨头、鱼碎加一碗水,放料酒,大火煮十五分钟,就是一碗鱼骨浓汤。去掉鱼骨放入冰箱冷冻,用来焯菜、煮面、当上汤。还有一个私家的绝妙做法:鱼汤加豆腐滚起,再撒上一把冰冻小虾。好生活与月收入没有必然的联系。

爱惜食物不只是节俭的副产品,当代年轻人主要还是受到环保教育和绿色革命的影响。陈晓蕾说,在英国,年轻人吃素、使用公平贸易产品的比例比他们的父辈高;台湾有很多返回乡下种地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想继续被纳入消费社会的体系,不想过一种被商品塑造的生活:为了买更多的东西努力赚钱,让自己每天压力都很大,实际的生活质量很差。

在《剩食》一书中,陈晓蕾还介绍了很多处理厨余的案例。比如用废弃的鹅油做肥皂,用果皮加上糖做成酵素,替代化学清洁剂。这些“慢生活”方式与追求高效的现代生活相悖。但是,她说,如果自己没空去做,可以去买这样的产品。生活方式一时难以改变,至少可以慢慢改变消费方式。

“有人会说自己没有钱,所以不会去买有机菜,只买廉价的化学品,不买可降解的有机产品。但是,环保行为跟经济状况没有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对资源和地球的看法,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环保不单纯是中产阶级的事情,陈晓蕾说,“在香港的城市边缘种地的农夫,有些人的确很穷,又不愿在城市做保安这样的职业,就想依靠土地维持基本的生活;也有些农夫受过很好教育,完全可以在中环的写字楼找到一份薪水很好的工作,只是他更喜欢农夫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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